明朝的小冰河时期有多可怕?带来了哪些直接或间接影响?

  说到明朝小冰河时期,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?下面详谈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。

  所谓“小冰期”,便是指全球气候经历的一个寒冷时期。根据竺可桢的中国气象史记载,我国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小冰期,而与之伴随的便是四个王朝的覆灭,第一次是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,第二次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,第三次是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,第四次则是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。“明清小冰期”时间跨度虽然长达数百年,但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明朝万历崇祯年间,那么明朝的小冰期到底有多可怕呢?

  “小冰期”的直接影响:气温寒冷,人畜多有冻死

  “小冰期”期间,最为直接的特点便是天气严寒,而那种寒冷恐怕我们很难想象。根据史料和文献记载,当时就连太湖、鄱阳湖、洞庭湖、淮河都曾结冰,而“夏寒”,“夏霜雪”这样的极端天气,更是屡见不鲜。

  根据《江南通志》的记载,明孝宗弘治十二年(1499年)和十五年(1502年),“冬天寒,祁阳江水冻合,余姚江水冰合”。这里的“祁阳”和“余姚”,便是今天位于湖南的永州市祁阳县和位于浙东的余姚市,当时就连流经这两地的潇水、曹娥江和甬江都因冰冻而断流。

  此外,根据《广东通志》的记载,明正德元年(1506年)冬,广东琼州府万州雨雪,琼州府便是如今的海南岛万宁县;正德四年(1509年)冬,广州潮州“陨雪,厚尺许”,潮州则是今天的潮安、潮阳等县。对于如今很少见雪的南方来说,海南降雪尺许厚是种什么感觉,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

  在《明史·五行志》中,更是有“景泰四年(1453年)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,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直隶、淮、徐大雪数尺,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,人畜冻死万计。五年(1454年)正月,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,苏、常冻饿死者无算。”黄河、淮河、长江流域积雪数尺,江南各地连降四十多天大雪,可见当时天气的寒冷。

  而在各种史料之中,诸如“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”,“开原大雨雪,畜多冻死”,“雪止,平地三尺余,人畜多冻死”,“雨雹甚大,伤稼百二十五里,人马多击死”,“飞雹交下,坏民居万余,死者千余人”,“沂州雨雹,大者如盘,小者如碗,人畜多击死”之类的记载,更是随处可见。

  “小冰期”的天气转冷实际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而“明清小冰期”的天气转冷实际上从洪武年间便已经开始出现,至明朝中期开始,气候开始保持“恒寒”,而这种寒冷天气从清初开始逐渐好转,但一直到光绪六年(1880年)以后,气候才开始再度逐渐转暖。

  “小冰期”的间接影响:旱灾、鼠疫等次生灾害

  在长达四百余年的“明清小冰期”中,除了因天气严寒这个直接影响之外,由于气候变化而到带来的次生灾害,才更为致命,不仅导致大量百姓死亡,更是直接给本就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,来了致命一击。

  1、持续肆虐的旱灾。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,不仅导致旱灾发生频率极高,而且肆虐范围和持续时间往往极长,例如崇祯年间便出现了罕见的十年大旱。在持续不断的旱灾中,不仅湖泊干涸,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,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%至47%,更有多达23个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以上的重旱。

  早期的旱灾还仅仅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个别地区,而之后便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。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,持续的旱灾对于百姓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,例如河南“大旱遍及全省,禾草皆枯,洛水深不盈尺,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,人多饥死,饿殍载道,地大荒”,又如陕西“绝粜米市,木皮石面食尽,父子夫妇相剖啖,十亡八九”。

  2、随之而来的蝗灾。由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%至20%,且土壤结实而植被稀松时更有利于蝗虫繁殖,因此当旱灾频发之时,蝗灾便也随之而来,这便是古人常说的“久旱必蝗”。《明史》之中,“蝗”字出现了多达129处,而根据《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》的统计,明朝先后发生蝗灾共计达967次,而整个明朝也不过276年,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,若是集中到明朝中后期,这个频率将更高。

  尤其是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,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,崇祯十四年(1641年)六月,“两京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大旱蝗……野无青草,十室九空”,就在百姓们即将收获的季节,结果庄稼被蝗虫一扫而空。彼时的内阁次辅、礼部尚书徐光便说,“惟旱极而蝗,数千里间,草木皆尽,或牛马毛,幡帜皆尽,其害尤惨过于水灾”。

  3、席卷北方的鼠疫。由于旱灾、蝗灾频发,导致粮食减产、草木枯死,于是缺少食物来源的各种动物开始频频涌入人类聚居区,其中尤以老鼠带来的危害最大。从万历年间开始,明朝多次爆发大规模鼠疫,其中又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。崇祯六年(1633年),山西兴县爆发腺鼠疫,随着百姓们的逃亡,瘟疫开始迅速向陕西、河北、京师等地蔓延,更是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演变为肺鼠疫。

  关于这场瘟疫,夏燮《明通鉴》有载“京师大疫,死者无算”,《崇祯实录》则记载“京师大疫,死亡日以万计”,“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”,在山西“大同瘟疫大作,十室九病,传染者接踵而亡,数口之家,一染此疫,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”,在陕西“(崇祯十年)大瘟,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,十三年,夏又大疫,十五年,……大疫,十六年,稔,七月郡城瘟疫大作”。

  根据保守估计,这次鼠疫不仅造成陕、晋、冀三省百姓死亡千万以上,更是直接摧毁了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、山西、蓟州、宣府等镇,以至于李自成攻向京师之时,沿途并未遭到大规模抵抗,而已经连叫花子都找不到的北京城,即便将太监都派上了城墙,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。

  4、此起彼伏的水灾。明朝中后期,水灾同样是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之一。在《明史·河渠志》的记载中,便有“万历元年(1573年),河决房村,筑堤洼子头至秦沟口”,“万历四年(1576年),河决韦家楼,又决沛县缕水堤,丰、曹二县长堤,丰、沛、徐州、睢宁、金乡、鱼台、单、曹田庐漂溺无算,河流啮宿迁城”,“至十五年,封丘、偃师、东明、长垣屡被冲决”等记载。

  而到了明朝天启、崇祯两朝,黄河水患更为严重,“天启元年,河决灵譬双沟、黄铺,由永姬湖出白洋、小河口,仍与黄会,故道湮涸……四年六月,决徐州魁山堤,东北灌州城,城中水深一丈三尺”,“崇祯二年春,河决曹县十四铺口。四月,决睢宁,至七月中,城尽圮……十六年六月,马家决口百二十丈,两岸皆筑四之一,中间七十馀丈”。

  在持续的旱灾、蝗灾、鼠疫、水灾之中,不仅导致大量百姓似乎各种天灾,更使得各地粮食欠收、粮价暴涨,百姓难以生存,以致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。百姓们没有活路,只能被迫走上造反之路,仅崇祯元年(1628年)至崇祯八年(1635年),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,人数多达三十余万。

  与此同时,以农业为根本的大明朝,财政收入同样受到了严重影响,当大明陷入内忧外患之际,朝廷却根本拿不出来足够的军饷,仅陕西就欠下了一百三十八万两的军饷,结果不仅导致大量士兵逃亡,群体性兵变现象更是层出不穷。如此情形,对于本就已经腐朽到了极致的大明朝,简直就是灭顶之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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